复活了的爱情诗
郑：现在的吴晟，他写的诗就有早期艾青的乡土味的感觉，或是受艾青影响的其他诗人的乡土感觉。这个完全是他本身的一种变化，而刚好也是一种交叉。郑：我很年轻时就觉得中国的新诗有许多的缺憾，除了少数几个诗人之外，读新诗得不到满足。语言上面缺憾是严重的，因为使用语言的能力不够，平凡化了诗的艺术成就，还有意象比较呆滞、受制，不够活跃。
在抗战时，大家写抗战诗，诗流于口号，因为语言的不成功，我觉得许多的感情，不是很深沉的，多是一种很激动的泛情。
今年六月二十五日，郑愁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了“郑愁予谈现代诗”公开讲座，谈到他的诗歌创作历程，可以与上面的访问互为补充。
郑氏特别提到他写的第一首诗歌《矿工》的背景。他从少年时始写诗，写于一九四八年的作是《矿工》。
学校实行的是英国人的教育方法，非常严格，学生平日不能离开学校，只能在星期六晚上，当家长的信送到学校，门房把你的名牌翻过来，你才能回家去，翌日便要回到学校，他就是这样度过了两年。
暑假的时候，郑氏和同学一起去放地炮，他看见矿工的小孩在煤矿门口玩，等待父亲出来，回去后便写了第一首诗《矿工》，第二天参加北京大学的暑期文艺营时交给老师。
郑氏常自称：“我是抗战的儿童”。他第一本诗集便是抗战的产品，那是他十六岁自费出版的《草鞋与筏子》。
多年后，郑氏在一个音乐会回忆时说：“草鞋是我们战士抗战的时候，没有皮靴穿；过河时没有船，就当地砍竹子，编成筏子过河，所以我用这个意象写了我的第一本诗集，可见我心里顾念的是民族、国家、命运。”
此后郑氏又说：“我抒情的层次逐渐地增加了，但和一般写作的人相反的是，我不是从个人走向公众，而是从公众走向自己。后来都收在《草鞋与筏子》诗集里，带到之后烧掉了。那些纸页烧掉了，却在写诗的历程上得到某种新生，重写之后，复活了的面貌就是所谓的爱情诗。”(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：彦 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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